魏晋玄学
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流派。东汉政权崩溃以后，儒学独尊地位发生了动摇。一些知识分子把老庄思想与儒家经义相糅合，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，形成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。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何晏和王弼，稍晚的有嵇康和阮籍，其后有西晋时期的向秀和郭象等。玄学家大多是当代名士，他们以出身门第，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“清谈”相标榜，成为一时风气。东晋以后，佛学渐盛，玄学日衰。
反对玄学贵无思想，指出“夫至无者，无以能生”，认为自生之物以“有”为体，提出“济有者皆有”的思想。郭象也否认无能生有，声称“无既无矣，则不能生有”，“不能生物”。明确指出“上知造物无物，下知有物之自造”，提出万物“块然而自生”，认为万物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，表现出神秘主义的倾向。在其时世界的本原问题的讨论中，杨泉认为自然之物以“气”为体。（2）自然与名教的关系。玄学贵无派人物一改先秦老庄崇尚自然反对礼教之特征，调和儒道之名教和自然。王弼从本末有无的哲学本体理论出发，认为名教是“末”，自然是“本”，“名教本于自然”。反对把名教规范与自然本性对立起来，用名教去抑制本性；还指出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，也“不能去自然之性”，“遇之不能无乐，丧之不能无哀”。郭象不同意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，认为名教完全合于人的自然本性，“仁义自是人之情性”。还不赞成把“有为”和“无为”对立起来，认为圣人“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”，“虽终日见形，而神气无变；俯仰万机，而淡然自若”，能在“各安其天性”的前提下把“有为”和“无为”统一起来。强调儒家之名教即道家之自然的理论。出于反对司马氏集团宣扬的虚伪礼教，嵇康、阮籍则提出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命题。嵇康“每非汤武，而薄周孔”。阮籍讥讽虚伪的礼法之士是寄生于裤中的虱子，认为儒家之徒借用“诈伪以要名”的礼法是“天下残贼、乱危、死亡之术”。但阮籍、嵇康并不反对维护封建伦理的名教，而强调真正礼乐的教化有效性。（3）注老解易的方法。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、郭象等注重论述问题时的义理的发挥，反对偏执个别言象，提出“得意忘言”、“得意忘象”、“寄言出意”、“忘言遗书”的方法，使其方法与玄学贵无本体论一致起来，并一扫汉儒支离烦琐的解注方法。与王弼同时的荀粲反对“圣人立象以尽意”的方法，认为儒家典籍都是“圣人之秕糠”，“如象外之意，系表之言，固蕴而不出”，因此提出“言不尽意”论。欧阳建则持反对态度，认为“理得于心，非言不畅；物定于彼，非言不辩”，全面论证言尽意论。魏晋玄学之中，还曾发生过诸如才性四本、儒道异同、孔老优劣、圣人有情无情、声有无哀乐及性情关系、生死关系等问题的争论。魏晋玄学是秦汉以来学术思想变化、思辨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，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它上承先秦两汉的哲学思想，下启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