鄂州佛教传播记-杂文评论范文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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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州佛教传播记

正文

鄂州乃楚鄂故地，吴都古城。其地襟江抱湖，山青水秀。历代名僧高道，皆云集于斯。自佛教在鄂州传播后，鄂州成为一个著名的宗教文化胜地。

（一）

佛教之传入鄂州，始于汉献帝末年月支僧支谦入吴，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。

支谦是最早将佛教传播到东吴武昌（今鄂州）的外国僧人，据梁·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；“支谦，字恭明，名越，本月支人，来游汉境。初汉桓灵之世，有支谶译出众经。有支亮字纪明，资学于谶，谦又受业于亮。”支谦博览经藉，莫不精究。世间伎艺，多所综习。遍学异书，通六国语，其为人细长黑瘦，眼多白而睛黄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支郎眼中黄，形躯虽细是智囊。”汉献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北方流民纷纷避难于吴。“时孙权已制江左，而佛教末行。”支谦进入东吴后，“孙权闻其才慧，召见悦之，拜为博士。使辅导东宫，与韦矅诸人共尽匡益。”支谦见佛教已盛行中原，但佛经多为梵文，传播不便，便利用自己精通多国文字的优势，将众经译为汉语。他从黄武元年（公元222年）开始，至建兴中（公元252-253年），三十余年共译佛经传说有《阿弥陀经》《法句经》《维摩经》等四十九部，所译经文“曲得圣义，辞旨文雅。”很快便“皆行于世。”黄武元年，即公元222年，孙权于是年将东吴统治中心从湖北公安迁来鄂县，取“依武而昌”之意，将鄂县改名武昌（今鄂州）。而支谦译经正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可见支谦入吴后，其佛教传播当以武昌为发端。其佛教传播及翻译佛经的活动，在最初时期是以今鄂州为主要传播地的。支谦从汉献帝末年即公元220南下入武昌，至嘉禾元年（232年）前往建业，在武昌从事佛教传播活动达12年之久。

支谦来武昌之后的黄武三年（公元224年），天竺僧人维祗难与同伴竺律炎又一同来到武昌，进行传教译经活动。最初，他们以翻译《法句经》为主。据《高僧传》记：“时吴士共请出经，难既善国语，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。炎亦末善汉言，颇有不尽，志存义本，辞近朴质。”后来，他们与支谦共同合作翻译《法句经》，支谦为之作序并校注。

孙权迁都建业后，名僧康僧会见“吴地初染大法，风化未全。”“欲使道振江左，兴立图寺，乃杖锡东游，以赤乌十年（公元248年）初达建业，荣立茅茨，设像行道。”孙权召见康僧会后，叹其法道高深，为之建寺，号建初寺。此为中国南方兴建佛寺之始。康僧会在建业译有《阿难念弥陀经》、《镜面王经》、《察微王经》等，还注有《安般守意》、《法镜》、《道树》三经。对东吴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东吴孙皓为帝时，欲毁佛寺，康僧会为之亟说正法。孙皓还都武昌，康僧会等一批高僧亦随之迁徙于武昌，继续从事译经说法活动。吴天纪四年（公元280年）四月孙皓降晋，九月康曾会构疾而终。

东吴之时，佛教以武昌为发源地。不仅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，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。据杨泓先生在《跋鄂州孙吴墓出土陶佛像》一文中介绍：“鄂州孙吴墓中，亦常出土有与佛教造型艺术有关的遗物，诸如以佛像为饰的青瓷器，有熏酒樽以及唾壶，以及饰有佛像的佛像凤青铜镜，这些发现，不断引起学者的注意。”据考古发现，1992年，在鄂州石山乡塘角头村南发掘的第4号孙吴墓，墓中放置有一尊佛坐像。1956年在武昌莲溪寺孙吴永安五年校尉彭卢墓中，出土有鎏铜饰片，其上镂刻有立姿菩萨装佛像造像。湖北鄂州五里墩孙吴墓中出土的铜镜，也饰有坐于莲花台上的佛像。考古的发现，说明东吴武昌建都后，佛教不仅在官方得以传播，而且已开始在民间传播。据光绪《武昌县志》载，传说东吴寺院遗址有四所：其一为昌乐院。“昌乐院在县南六里，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作寺。有二浮图，东有戴渊记，西为谢尚立石。宋初废。其地为武昌镇，今镇亦废”。其二为惠宝寺。“惠宝寺在县东，世传孙亮潘夫人建。梁大同间，邵陵王萧伦撰碑。久废。”其三为宝宁院。“宝宁院在县东一百八十步，世传孙吴建都时立。”其四为天龙庵。“天龙庵在县东南十里，土名天井坳。吴孙权憩此，名曰天龙。”《湖北文化史》一书认为：东吴昌乐院和惠宝寺是湖北最早的寺庙。

（二）

佛教从东吴时传入鄂州后，至东晋时开始勃兴。晋高僧慧远在寒溪寺创立佛教净土宗则标志着佛教在鄂州的兴盛。

慧远，本姓贾氏，雁门娄烦人。少为儒生，博览群书。“博综六经，尤善庄老。”后因避难南下，从道安法师出家。晋宁康年间（公元374-376年），慧远从襄阳离开道安，前往荆州等地。晋太元初，慧远途经武昌（今鄂州），见武昌山清水秀，遂挂单于西山寒溪寺。旋因寒溪寺寺小场窄，又辟吴王避暑宫建西山寺，并在此传播佛法。他所创立的佛教净土宗即发源于西山，形成于庐山。慧远取《阿弥陀》、《观无量寿》等佛经为准则，专门提倡称念佛号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以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，被后世称为净土宗的初祖。南怀瑾先生称：“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，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，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明显的一面。”慧远于晋太元九年（公元384年）离开武昌后，前往庐山。结白莲社于山中，并在庐山正式形成了净土宗完整的理论体系。慧远法师在庐山时，还曾回到武昌寒溪寺迎归文殊师利像。据苏轼在《菩萨泉铭并序》一文中介绍：“陶侃为广州刺吏，有渔人每夕见神光海上，以白侃，侃使迹之，得金像。视其款识，阿育王所铸文殊师利像也。初送武昌寒溪寺，及侃迁荆州，欲以像行，人力不能动。益以牛车三十乘，乃能至船，船复没。遂以还寺。其后，慧远法师迎像归庐山，了无艰碍。”慧远离开西山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将寒溪一处石桥称为“远公桥”。据《道光武昌县志艺文志》辑录《寒溪旧石桥诗》之诗序载：“桥有指迹白书，久而不没。相传为晋慧远公所作，存以记异。”诗曰：“天涯海角宽，无如此地里。石谷带泉香，溪桥郁苍树。葛中生新凉，银缸流江渚。二难留此酌，功存与名遂”。清代道光年间武昌邑贤周万清重修远公桥，并写有《重修远公桥记》一文。

慧远讲法西山，使西山寺、寒溪寺成为千古名刹。同时，也使鄂州西山成为著名的宗教文化发源地。

现保存下来的鄂州西山寺，名古灵泉寺，一名资福寺。慧远辟此寺后，历代一直重修重建，得以保存至今。宋时，黄庭坚住西山，曾为该寺题榜。明洪武初，僧慧源又重修。后毁，明万历年间，邑贤孟恍为之重建。清康熙年间，邑人捐资公建。清雍正十年，武昌知县张慄又予以重修。清道光年间，蕲州王恕在寺中绘有百佛图。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毁于火，惟武圣殿独存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重建真武殿、大土殿。咸丰初，三殿毁于兵。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湖广总督官文捐资重建。寺成之后，邑贤王家璧先后写有《重修西山武圣殿记》、《西山重修真武殿记》、《西山灵泉寺记》等文。西山寺经官文重建后，屡有修葺。现该寺占地面积已达四千七百平方米，有一堂（文殊师利堂），一亭（三泉亭），六殿（天王殿、拜殿、大雄宝殿，观音殿，武圣殿等）。殿堂为砖木结构，莲花斗拱支架，重檐飞阁，红椽碧瓦，雄伟壮观。清代严廷灿在《西山资福寺记》中赞叹：“翠微之间，兰若踞焉。金碧交映，梵呗悠扬。诸衲子亦稍解西来大意，偷闲禅话，棋声幢影，正不减当年五老峰前景象也。”唐代齐已，宋代王十朋，明代袁福征，王一明，清代吕履恒、陈大章、毕沅等游宦诗人皆在西山寺留下诗作。

鄂州最古老的寺庙是寒溪寺，也是鄂州历史上人文结穴之处。早在东晋年间，寒溪寺便已存在，究竟建于何时，已不得而知。慧远来西山时，就是挂锡于寒溪寺。晋陶侃得文殊师利像，也是迎送于寒溪寺。释戒显在《寒溪寺诗》中写道：“寒溪始何时，远公旧法窟。开擘先东林，筑桥末藓没。”其诗之意表明寒溪寺乃慧远讲经之地，比庐山东林寺，开辟要早得多。慧远在这里创立净土宗后，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圣地，历代香火鼎盛，信众如云。明洪武初，寒溪寺曾重建。万历年间，由邑绅孟习孔，周忠一又出资重修。这次重修得力于寒溪寺僧慧光。据光绪《武昌县志》载：“慧光，黄梅黄氏子。幼有出世之志，以亲在，不远游。万历间，亲殁。乃祝发遍参诸山。至安庆，遇法界和尚，随游亲师。忽夜梦金甲神语之曰：‘律师缘在武昌，况汝祖远公驻锡之地乎？宜速行。’慧光感悟至寒溪。惟佛殿岿然仅存，余四壁剥落几尽。遂坐荆棘中，七日不火食。邑人孟习孔，周忠一等感其苦行，捐赀千余金，重兴梵宇。”由于慧光的诚心感动邑民，此次重建寒溪寺共募得千余金，得以使寒溪寺“更大倡率，刹宇一新。”慧光园寂后，其弟子释湛水，释融融，释徒南等又再一次扩建扩修。明代黄冈人冯云路时寓居武昌，应释湛水之请，写有一篇《武昌寒溪寺记》，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这两次重修重建寒溪寺的情况。他在文中说，慧光重建寒溪寺后，“两大弟子（按：指释湛水，释融融）任真抱扑，后先充扩为佛殿一；藏经阁一；东为斋堂一；香积厨一；西为旧禅堂一；下长白殿一，再西后兰若一；前丈室一。西山虎踞溪右，势甚狞。其山门微向东虎伏。作者大有手眼。竞陵谭元春书‘寒溪古寺’四字”。寒溪寺一直保存到清咸丰八年毁于战火，存世达一千七百多年之久。咸丰八年，太平军与清军激战武昌（今鄂州）后，兵退湖北。清邑贤柯茂枝亲历了这次战乱。他在《寒溪寺老桂有序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兵燹之余，西山寒溪寺梵宇颓圮，林木殆尽。所岿然存者，独寒溪寺丹桂一株耳。”由此可见，此次战火对西山寒溪寺带来的是一场浩劫。从此千年古刹寒溪寺已荡然无存。寒溪寺虽不存，但却是鄂州之人文渊薮，历代文人墨客皆题咏于斯。仅载有寒溪寺的诗词和文章达数十篇。历史上著名诗人元结，苏东坡，苏辙，黄庭坚，秦观，张耒，晁启之，薛季宣，李东阳，王十朋，谭元春，丁鹤年年等都曾在此留下咏叹之诗文。可以说，小小寒溪寺，却彰显着宗教与文化的大文章。

（三）

南北朝时期，佛教在鄂州的传播已开始向农村延伸。梁大同年间，邵陵王萧伦在樊山建有无相寺。光绪《武昌县志》载：“无相寺在县西樊山间，三面阻危峰。……永明四年，乐平王移寺于涧饮寺基上，为乐平寺。宋大中祥符元年，改名“无相。”据传，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二月，侯景遣任约、于庆等帅众二万余众攻诸藩。秋八月，邵陵王萧伦大修器甲，将讨侯景。元帝闻其强盛，乃遣王僧辩帅舟师十万，以逼伦。伦军溃，遂与子確等轻舟走武昌。涧饮寺僧法馨与伦有旧，藏之于岩石之下。后邵陵王为报答寺僧，修无相寺。

梁朝佛教向农村延伸的显著标志是觉华寺的兴建。故觉华寺，今鄂州华容之千年古刹。旧名禅林寺，又名华容寺。据传，梁昭明太子萧统英年早逝，其子萧敕于大同三年（537年）封为武昌郡王。为超度其父，乃于大同六年（540年）修建华容寺。其叔父武陵王萧纪为之撰有《华容寺碑》。华容寺兴建以后，历代高僧往往振锡于此地，故其名寺古刹，皆遍布于此。今之“庙岭”“蒲团”“大庙”“小庙”“神山”“永福”等地名，亦可想见当年佛教之盛。

齐朝时，有释法悟及道济来武昌传法。梁·释惠皎《高僧传》载：“法悟，齐人。年五十丧妻。父子七人悉出家。至武昌，见樊山之阳可为幽栖之处，居于此。武昌太守阮晦闻而奇之，为之造立房屋。悟日一食而已，诵《大品》、《法华》，齐永明七年（公元489年）卒于山中，七十九岁。后有道济，踵其高业。武昌谓其住为头陀寺。”

（四）

隋唐之时，佛教在鄂州大盛。其显著标志是寺庙数量大增。已知寺庙有吉祥寺、觉华寺、怀思寺、新喜寺、宁国寺、泗洲院、青山寺、清峰寺、法华寺、绍兴寺、灵山寺、禅穹院、龙泉寺、斗山寺等14处。

隋朝鄂州最著名的寺庙是吉祥寺。据乾隆《武昌县志》载：“吉祥寺在县西五里，……隋文帝末贵时，常舟行江中。夜泊中，梦无左手，及觉，甚恶之。及登岸，诣一草庵中，有一老僧，道极高。俱以梦告之。僧起贺曰：无左手者，独拳也。当为天子。后帝兴，建此庵为吉祥寺。”吉祥寺到宋代尚存。据《独异志》记载：宋张舜民，元丰癸亥秋季，赴官柳岭舣舟樊口，与潘彦明、范享父以小艇过吉祥寺。是日大风雨雪，乃作诗曰：“江上秋风九日寒，故人尊酒暂相欢。如何塞北无穷雪，却坐樊山竹万竿。”吉祥寺后毁于何时，已不得而知。

唐朝鄂州最著名的寺庙是华容寺。华容寺原名觉华寺，始建于梁大同六年。唐贞观年间，有高僧惠光修禅此寺。惠光闻知唐太宗李世民圣体不豫，采百灵藤为之疗疾。唐太宗御札建寺，赐名“禅林”。《武昌记》载：“县西五十里有华容寺，旧名禅林寺。唐贞观中，庵前有一树，树上有藤，每见一病鼠无毛，沿树而食。半月余，毛生。时文皇圣体不豫，惠光采藤以进，曰“百灵藤”，帝服之，疾愈。惠光求归，御札建寺以处，名曰“禅林”。开元二十五年（237年）重修，改“禅林”为“华容”。重修时殿中有石刻旧经及梁武陵王《华容寺碑》。”唐肃宗朝，禅宗八代传人马祖师亦再次重修，并在此聚徒说法，传扬禅学，禅宗为之大盛。唐之时，华容寺宫殿雄伟，规模宏大。庙宇达四十幢，僧侣达数百余人，可见当时香火之盛。华容寺在宋代屡经兵燹，渐行衰落。宋王十朋《宿华容寺》诗曰：“古刹何年有，传闻贞观初。药痊明主疾，鼠福梵王庐。帝赐衷嘉札，神留吉利书，残僧三四辈，朝暮自钟鱼。”其“残僧”之语，亦见其衰。元之季，又毁于兵，至明洪武年间由僧普铭重修，始渐具规模。迨至清代，曾屡建屡废，厥后毁于何时，已无从考证。

清峰寺在唐代已成为规模较大的寺庙。光绪《武昌县志》载：“清峰寺在县南一百二十里清峰山下，唐、宋以来，名僧东晓豁然尤著。”清峰寺属曹洞宗发祥地之一，据传早在晋代就已修建，毁于1952年。明代武昌县令聂贤有《清峰寺》诗云：“步上清峰倦眼开，白云堆里见楼台。枝喧鸟语挽空磬，竹嘎鸾声落酒杯。世泰不妨游野兴，山高常听下方雷。老僧讲罢空门法，花雨纷纷点翠台。”从此诗可以看出，清峰寺历经宋明两朝仍然香火鼎盛。此外，还有斗山寺，唐中和年间，由僧智超建。灵山寺，唐光化年间建；宁国寺，唐大历四年由刺史旦直节建；怀思寺，唐元和年间南岳让禅师建；皆唐代之名寺。

唐代著名僧人栖一，也是武昌（今鄂州）人。栖一不仅是一名高僧，而且也是一名著名的诗人。他与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、贯休等相互酬唱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其《武昌怀古》一诗慷慨悲凉。

唐会昌年间，武宗灭法，释门劫难，至唐末佛教元气大伤。唐朝诗僧齐已在《乱后经西山寺》一诗写道：“松烧寺破是刀兵，谷变陵迁事可惊，云里乍逢新住主，石边重认旧题名。闲临菡萏荒池坐，乱踏鸳鸯破竹行，欲伴高僧重结社，此身无计舍前程。”从此诗亦可窥见佛门之灾。

（五）

宋元时期，鄂州佛教的传播渐行走向衰落。但寺庙在宋代中期开始逐渐增多。宋之际，鄂州主要寺庙有长兴寺，崇福寺，永寿院，安福院，尊圣院，报恩院，东山寺，观音院，妙喜寺，妙胜院等10余处。而元代见诸史料的，只有龙蟠矶寺1处。

宋代鄂州比较著名的寺庙是长兴寺，崇福寺，妙喜寺。长兴寺，在今梁子湖太和镇莲花山。宋咸平时建。寺北石上有穴，相传为仙人柱杖处。寺西石上有迹，人称“仙人掌”。宋时长兴寺乃规模宏大的佛教禅林，有“九正十三横”之称，九幢正殿；即三圣殿、大雄宝殿、金刚殿、释迦殿、观音殿、毗卢殿、地藏殿、罗汉殿、大钟殿等；十三横殿指配殿及斋房40余间。当时僧人达百人以上。崇福寺，在武昌灵溪乡清水潭，宋永国公孟宗政赐葬地。寺内奉祀香火。妙喜寺，南宋五祖演禅师建，其时僧人众多，禅门兴盛。

元代修建的龙蟠矶寺颇负盛名。龙蟠矶寺，旧名观音阁。元监邑铁山建。明弘治初，僧觉寿又募资重修。明嘉靖六年毁，武昌知县许穑卿重修。嘉靖十年，武昌知县李宗旸重葺。明代周儒在《观音阁记》中介绍：“大江自西徂东，武昌邑据南。治东有黄土坡，坡下有巨石磊落，联续直峙江心。矫若金龙，因名蟠龙，元监邑铁山垒石成台……，弘治初，僧觉寿募财重修观音阁。”观音阁重修后，周儒在文中大为感慨：“由是台宇巍峨，江山益丽。风晨月夕，则风帆鱼鸟上下，天光云影徘徊。风雨晦螟，则蛟龙出没，变化不测。晴岚暖翠，巨浸洪涛，四时之变态不一，而万象森罗。尘俗洗净，不必访安期于方瀛之上矣！”观音阁独立江表，峙立江中，乃万里长江之胜景。也是鄂州旅游胜地。明代郭子章、王廷陈、李有朋，清代姜暄、陈銮、宋荦、熊大作等诗人皆为观音阁留下不少诗文。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湖广总督官文驻守黄州，慕名游览观音阁，亲自书“龙蟠晓渡”刻于石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宋元之际，佛门虽然比较沉寂，但一批文人墨客热衷于参禅问佛，倒给鄂州佛门带来一些生机。著名的宋代诗人苏东坡居士频游西山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宋元丰三年至元丰七年，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在贬居期间，苏轼到武昌西山访禅达14次以上。元丰三年三月，苏轼与宣州通判杜沂同游西山寒溪寺。元丰四年五月，苏轼又与杜沂往游寒溪西山寺。六月，又与苏辙渡樊口，同游寒溪寺、西山寺、九曲亭，写下《记樊山》一文。他在文中记：“循山而南，至寒溪寺。”“西山寺，泉水白而甘，名菩萨泉，泉所出石，如人垂手也。”同年十月，苏轼与李公择同游寒溪、西山寺，作《菩萨泉铭》。在该文中详细记述了陶侃得文殊师利像及送归寒溪寺一事，还介绍了慧远迎像归庐山的经过，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宗教文史资料。元丰六年，苏轼还陪同杭州僧人参寥同游西山，并作《记参寥诗》。苏轼频游西山，还写下了《游武昌寒溪寺》、《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》、《武昌西山诗并引》等诗篇，使西山这个佛教名山一时名声大振。继苏轼之后，著名诗人黄庭坚、张耒、潘大临、王十朋、薛季宣等也纷纷访禅于西山，并留下大量诗文，他们的诗文使西山再度名声远播。

（六）

明清之季，佛教在鄂州民间得到进一步传播。其僧侣人数之多，寺庙遍布之广，皆超越前朝。明、清曾大兴土木，重修重建寒溪寺，西山寺；新建有雷山寺，护国寺，楚兴寺，极乐寺，洪山寺，云普寺，松山寺，清凉寺，宝峰寺，养石泉寺，紫坛庙，普渡庵等大小寺庙100多处，大有山山庙宇处处禅林之势。

明代鄂州佛教寺庙兴盛的标志是重修寒溪寺。明代冯云路在《武昌寒溪寺记》中写道：“时值奇荒，海内诸大业林俱削色，独寒溪金碧如故，香花如故，一时威仪课涌如故。”说明经明朝两次重建重修，寒溪寺历经劫难，又大放异彩。重修重建后的寒溪寺由于规模宏大，经常举行大型的佛事活动。这可以从谭元春《陈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诗记》一文得到印证。他在文中说，“天启二年四月，春与故人孟登，蔬食于寒溪寺者累日。山雨积林，梵声低湿……”谭元春在另一篇《孟诞先母六十文》中写道：“今年浴佛日，春过武昌，与诞先静住寒溪寺，听菩萨泉雨响，同山僧七十余人，经行蔬食。”由此文“山僧七十余人”可以推断，寒溪寺在明代佛事规模宏大。

清代鄂州佛教寺庙的兴盛则见之于西山寺的重建。清邑贤王家璧在《西山灵泉寺记》中作了详细的介绍，前文已述。但王家璧在文中关于儒佛之道殊途同归的论述，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传播对鄂州士人的影响之深。王家璧在文中写道：“璧闻宋儒杨龟山先生之言曰：儒佛深处所差杪忽耳！见儒者之道，分明则佛在其下矣。今学佛之徒曰：儒者之道在其下，是不见吾道之大也。为儒者不读佛书，或读之而不深究其义，为儒者又自小也。然则道何由明哉？盖自佛法入中国，其所名经，有汉译，后秦译，晋译，唐译，中土文士又附益之。其说，环玮连犿，洸洋汗漫，至于不可究诘。而其精者，实不出吾儒之所雅言。其言多陀阿伽陀，秦言如来，犹儒者言复初也。其言多陀阿伽度，秦言如来，亦言如去。犹儒者言全而受之，全而归之也。其言娑婆世界，自有六万恒河沙菩萨，一一菩萨，多有六万恒河沙眷属，能护持涌读，广说佛经。犹言人人皆同此性，人人皆能修此道也。其言庵摩罗识，唐言白净无后垢，即孟子所谓性善也。阿赖邪识，唐言善恶种子是于善恶已萌处看。即周子所谓几善恶也。其言一切不取不舍，犹言体道不贰不杂，我固有之，人皆有之也。其言色即是空，与不可得而有，不可得而无者，犹言君子之道费而隐也。其言不可思议功德，犹儒者言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也。其于西土皆称圣贤所，与吾儒背而驰者，欲洁其身而废大伦耳。抑家璧私见者，天地肃杀之气，凝于西方，其人好杀若天性，佛起而以慈佛化之，能使翕然徙之而不知为之者，傥所谓生于是气之中而能胜是气者欤？可不谓能仁者欤？使遇孔子而得所折衷，则与老安少怀之志有会，未必不在大贤之列。遇孟子，则虽非所愿学，亦未必不于清任和三圣之外，别置一座也。”王家璧此段论述，充分表达了他对历史上关于儒佛之争的独特见解。

明清之际，佛教在鄂州传播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人、僧人对佛教经籍的研究和注释。明代武昌邑贤孟进撰《四经集》、《禅灯集》、《谈佛集》、《晨钟集》皆谈佛论禅之作。清代武昌陈虞昭的《罗经指南解》，王家璧《南华经注》皆佛学经籍之注释。特别是释本开撰《乐丛禅师语录》，乃鄂州佛门之作，体现了佛门弟子对佛教的研究成果。据黄冈王泽宏在《乐丛禅师语录序》一文中介绍：“乐丛禅师得黄梅心印来居寿昌（指今鄂州）之西竺，与一邑人士无不深相得也。而独密契于余。其门弟子每刻师所撰述，必欲得余序而后已”。释本开居西山寺，“重开法宇，阐畅宗风，大江南北，翕然赞叹。”释本开“说偈而逝”后，王泽宏还为他刻有《开禅师行传》塔铭。

明清之际香火比较旺盛的还有雷山寺，养石泉寺。雷山寺是康熙二年，雷都书捐本山香火二十五块所建。康熙四十二年僧别传又垦田六石五斗。建寺后，孟绍军，王禮鼎，吴翼圣等人曾访禅于此，并写下不少诗文。养石泉寺建于清顺治三年。贺树隼在《养石泉寺记》一文中介绍：“寺居山腹，前临绝壁，基圆而坦，广可数十亩。望之若舒菡萏，琳宫高下相承，颇壮观。”武昌知县林芳曾访禅于此，并写有《宿养石泉观瀑》一诗。此外，清凉寺于清顺治十一年由僧傅心建，香佛寺由邑贤孟进等建，两寺庙在清代都颇有名气。

明清时期，佛教信仰已深入民间。鄂州以其寺庙遍布，信众云集而成为江南著名的佛教圣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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